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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蔡康永:人生如梦 把它泡杯茶喝了吧

2017-05-26 来源:特娱乐 责任编辑: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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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小s和蔡康永转自:公众号刘阳电影笔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蔡康永说,他的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他对命运与缘分的流动尤其敏感。不管在大陆还

对话蔡康永:人生如梦 把它泡杯茶喝了吧

小s和蔡康永

转自:公众号“刘阳电影笔记”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蔡康永说,他的家庭和成长经历,让他对命运与缘分的流动尤其敏感。

不管在大陆还是台湾,绝大多数观众认识蔡康永是通过他和小S主持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十几年前,大陆的综艺节目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电脑还并不普及,学生们下载节目还得用ftp,但每到《康熙来了》播出的时候,学生们就会聚集在宿舍仅有的电脑前集体观看,犹尽围炉之欢。

但蔡康永说,观众在《康熙来了》里看到的他并不是真正的他。作为主持人,他在访谈节目里跟嘉宾之间的关系是剑拔弩张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那个浑身装满树枝、埋伏在丛林里,端着枪随时准备瞄准射击的狙击手,目的就是要出其不意,挖出对方欲言又止的故事。还有一种比喻,也是他自己说的,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就像两个人的狐步舞,一步一步地跳着走着,可能有时候踩着对方,也可能有时候乱了节拍,总之是要相互试探下去。

他的确是口才一流的才子,每一个词都用得异常谨慎,一针见血,却又叫人出乎意料。没有满腹诗书,自然做不到这一步。这也难怪,他的家庭确实与常人不一般,却又鲜为人知:他的祖父曾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老板,而父亲蔡天铎,则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律师,其更为传奇的身份,是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也就是1949年沉没的豪华客轮太平轮的船主。

蔡康永出生在父亲离乡背井的年代。父亲对故乡的记挂和惦念,他耳濡目染。对他影响同样深刻的,还有父亲对京剧、电影、古典文学的热爱。他看着京剧长大,对优美的唱腔与曼妙的身段有特殊的情感;他遍读古典文学,其中的含敛旖旎、百转千折,他深谙于心;他看好莱坞老电影,从中辨认母亲的哪一身衣服是按照哪部电影中的样式量身订制的……最最叫他痴恋的,却是“庄生晓梦迷蝴蝶”,究竟是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这叫他迷思久久,物我两化,感佩先辈流传至今的智慧。

这是更真实的蔡康永,在那个与搞怪夸张的小S搭挡、不停抛出问题的主持人背后。与许多看上去并不那么“通俗”“娱乐”的人相比,他显然更懂得珍视雅文化的美。他说,每一个四字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他的愿望就是把每一个成语都像茶叶一样用水泡开,变成一杯醇香的好茶。

谁曾想,“庄周梦蝶”这个中国文化中诗化哲学的经典,却被他拍成了现代版的搞笑、励志、温情电影《吃吃的爱》。

许多年前,他在美国学习电影;回到台湾,为了走近电影而做了主持人;兜兜转转,又做过电影编剧、制作人。曾经,他与白先勇合作,创作了电影《最后的贵族》剧本,又与许鞍华合作,策划了电影《客途秋恨》……而如今,他终于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一个影视圈里颇具学者风范的人,迤俪前行这么多年,拍了一部几乎会叫某些影评人直呼“娱乐至死”的电影,何解?蔡康永有自己的答案。

带着电影到上海首映,他说他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看到自己的儿子又回到上海滩,有那么多观众来看他拍的电影,那种命运流动的感觉多微妙啊。

有人以为他是悲观的,但他说,所有悲观的人本质上其实都是乐观的。因为凡事一定只有看开了,才会看透。一个人如果不曾执着,那么,他的乐观也必定不堪一击。

往事如烟,人生似梦。蔡康永说:“你不过是一只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人而已。”

“要娱乐别人,你自己是不可能轻松快乐的”

刘阳:您跟电影结缘已经很多年了,做过编剧、影评,也拍过微电影。在您几年前宣布要拍电影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期待,但看到《吃吃的爱》,也有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作为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如此搞笑娱乐,为什么?

蔡康永:我其实在当文艺青年的时候对通俗的娱乐有一点排斥,那时候觉得一定要把事情搞得很悲惨、阴暗、孤寂,才会符合文艺青年的内心。所以那时候读文学作品,如果看到封面上写着“充满喜感的小说”,就会不想翻开,觉得这没有深度,当然也不会喜欢看喜剧。

可是第一次看到卓别林的电影的时候,简单惊为天人,他的《摩登时代》《城市之光》都是干净利落,充满了对世界的关怀或者严肃的讽刺,可是却那么好笑。那时候就开始反省,很娱乐的东西可能也会很有深度,而装作深沉的东西可能未必有我想的那么了不起。慢慢开始修正自己对“通俗”的“俗”字的理解。

高中的时候开始看很多电影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大导演不是故意要拍很冷门的电影的,意大利的费里尼也好,法国的特吕弗也好,日本的黑泽明也好,他们都会拍一些很好看的、很有视觉感的东西,那里面当然有他们的人生哲学,可是不需要把观众考验到昏昏欲睡。所以就越来越喜欢娱乐的东西。后来放开心情看好莱坞的电影,觉得好莱坞有很多了不起的电影其实是又可以让人受到启发,可是又看起来不会很吃力。我们中文里讲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是完全做得到的。

我是看京剧长大的,但其实京剧故事很多并不适合小孩看,有的是很残忍的,小孩看那个跟看很可怕的社会新闻是一样的事情。可是我看的时候有一种乐趣,就是觉得大人的世界原来这么乱七八糟的,可是也能转换成优美的唱腔和漂亮的身段。就是你不需要只给小朋友看童话,面对世界上残酷的事情,小朋友会建立起自己看待它们的方法。

所以后来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曾经在好莱坞工作的老师们对娱乐有严格的要求。他们一再提醒你,你要娱乐别人,你自己不可能是轻松快乐的。你要娱乐别人,你自己必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好去设计,好好去实践,才能达到效果。很多小孩子以为加入娱乐圈,整天嘻嘻哈哈就能做出很好的东西来,其实一点都不可能。你要当个明星,你得要拼命燃烧才有可能做到。

刘阳:您一路走来也是这样的感触吗?不为人知的时候也非常辛苦?

蔡康永:我的运气好在于我没有受到肢体上的折磨,但面对观众的时候,我确实也受到很多各式各样的折磨。

有时候为了让自己吸收养分,我会接一些介绍书和纪录片的节目,那些节目让我有机会看到很多我本来没办法看到的书和纪录片,让我大开眼界,但那些节目的收视率都是零。除了公共电视台会不求任何利益地播出这些节目以外,它们在电视市场是无法立足的。所以这就让观众只能通过几个比较受欢迎的节目认识我,可是这并不表示我是锁定那个方向去做的。

“我要挖出你的故事,这是个尔虞我诈的过程”

刘阳:大陆的观众提起您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康熙来了》。但是大家也常常会问,在娱乐圈里,蔡康永是一个有学者风范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选择做一档那么娱乐的节目,选择跟小S那么开心的搭档合作?选择节目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蔡康永:《康熙来了》的每一任制作人都会说,他们的制作人生涯中碰到过最冷漠的主持人就是我。他们跟其他主持人在核对脚本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很开心,但他们说跟我第一次聊节目内容的时候都吓坏了,因为我一点笑容都没有,没有兴趣跟他们东扯西扯,他们讲什么故事我都没有表情,他们讲完任何构想我都只问:“所以你要给观众看什么?想让他们第二天进学校跟同学聊什么?”然后他们就只好收掉一切欢笑,冷静地面对我的问题。所以他们后来形容进我的化妆室像进停尸间一样,散发着一阵阵的阴风。小S也不会救他们,我们俩在化妆室里就各自读自己的东西,小S从来没有一秒钟开口叫我不要这么严格,或者叫我笑一下。

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微妙的气氛,制作人跟我聊什么,小S在旁边都会听在耳朵里面,她一边听一边就会想说,原来我想要的是那件事情、我想要的是那个效果。所以我从来不用跟小S在上台前讲我们等一下需要干吗,她自然就知道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了。我们的默契就是,这是我的愿望,那是你的本事,所以等一下你就是要用你的本事来展现符合这个愿望的效果。之所以能合作12年都充满乐趣,就是因为我永远都不知道她要干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吗。每次因为灯光或者收音的原因要重来一次,我会讲完全不一样的开场白,我不会想要重复讲一件事情,小S的接话也会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没有脚本。

所以主持节目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跟来宾紧张的关系。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一些事,但我更想知道别的,我要换到那个东西,我要答应你多少东西你才能让我挖一个背后的东西出来。那个过程不可能是放松的,不是大家在闲话家常,那个过程一定是尔虞我诈的。像两个人跳舞,你一步我一步,有时候踩到脚,有时候拍子不对,可是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

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谈笑风生可以做到的,一定就是你整天像打仗一样去构思,现在来了一个敌人,或者我们要进攻一座城堡,怎么样才能达到目标。《康熙来了》每期45分钟,也许你觉得很好笑,可是它必须维持一种奇怪的张力。

所以很多来宾上完我们的节目都会觉得头晕脑胀,因为我们就是要把他搞得头晕脑胀我们没有要问任何一个你预先被告知的问题,我们问的是你刚才讲的话让我想到你明明有话想说却不好说的内容,我就是要把这个内容找出来。那个过程很有趣,是我所相信的你要认真地燃烧自己才能做出好玩的东西来,而不是你去玩就能做出好玩的东西来。

我想也是这样的乐趣让我一直不急着找电影来拍。因为在这里我已经得到很多的东西。电视的节奏很快,你今天的努力明天就能得到成果,如果你做的努力错了,明天也会被骂,会马上得到反馈。而不像电影人,可能你努力两年,但一个周末就会发现观众不买账,可能你做错了,也可能你遇上了一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你的战舰就沉没了,这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所以我虽然学电影,可是我却没有很强烈地想要很快去拍电影。反而在做节目方面,尤其是有了网络以后,我觉得做得节目的空间很大,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我也受到了足够的仁慈的对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电影现在对我来讲,最迷人的部分还是仪式感”

刘阳:为什么现在是做电影的时机?

蔡康永:命运很微妙,当初是因为想做电影才去做主持人上节目讲电影,也因为做主持人这么多年,终于有老板赏识让我去拍电影,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传说中押了房子来换钱拍电影的故事。

所以这次拍电影,我的认知是,现在的人收到安慰和启发有各种渠道,可能微信上的一条公众信息就能让他得到启发或者灵感,他不再需要那么庄重要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教父》或者《现代启示录》才能得到启发,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电影现在对我来讲,最迷人的部分还是那个仪式感。除了它没有其他的东西需要你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空间里面90分钟,忘记外面的世界。你在家里看视频节目一定是不专心的,一边吃泡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接电话。所以电影的仪式感很强,它会永远在你的人生中留下某一个回忆,你跟某一个女生第一次约会看的电影,还是你第一次被吓哭的电影,还是第一次你感动到哭、想到你爸爸的电影……这都是很特别的经验,是你不拍电影很难得到的,让我很痴迷。所以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是想拍一部电影。

“你只是一只蝴蝶,梦到自己是一个人而已”

刘阳:《吃吃的爱》里有一个梦境的设置,一开始带着观众进去,最后又带着观众出来。您在这个构思中有特别的隐喻吗?

蔡康永:我觉得中文的智慧有时候会让我们对它的意思麻痹了,有时候我们太习惯用四个字的成语,而忽略了它的意思。

“人生如梦”这四个字我们太常见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对它很无感。“转瞬即逝”的“转瞬”,是指眼睛一转你就忘记,转眼即忘,这也是好迷人的境界,但我们用惯了就没有感觉了。可是想想,当初发明那四个字的人是经历了多大的打击才说出了“人生如梦”这四个字来,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再重新得到这样的力量。当你把这样浓缩的四个字用水化开来变成故事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当初的力量。这是我的愿望,就是每一个四字成语说不定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需要你把它像茶叶一样泡开,变成一杯好茶。

我小时候很着迷于庄周梦到自己是蝴蝶的故事,当时读到那个故事只觉得人生令人困惑,我们是蝴蝶而梦到自己是人吗?还是我们是人而梦到自己是蝴蝶?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困惑感,现在是放松的感觉,觉得人生多美好,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一只蝴蝶梦到自己是一个人而已。那不是空虚感,而是释放感,觉得一切都会过去。

有人认为我好像很悲观,可是我认为所有乐观的人本质上都是悲观的,他一定是看开了,他才会看透了。他如果不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的乐观就很经不起打击。

所以我做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在想“人生如梦”这四个字,在想庄周梦蝶的故事,在想我有没有办法把小S饰演的角色放在两个平行时空里面,如果这两个平行时空的女主角,她们的人生能互相流动、互相救济。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受伤的时候,另一个世界的你可以得到一点温暖;在这个世界被忽视的你,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一点肯定,如果有这个东西在的话,我认为我们在面对此生的打击时会更多地宽容自己。这是我做这个故事的原因。

“我就像一个埋伏的狙击手,身上装满树枝拿着枪在那边瞄准”

刘阳:您所有的身份里,作家、影评人、主持人、编剧、导演等等,最能让您自由表达自我的是哪个?

蔡康永:看你参加哪种节目,像《康熙来了》长达12年,可是我猜大部分人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只能知道我会问问题而已。

刘阳:您在想什么?

蔡康永:我在想把对方的故事挖出来。我在那里就像一个埋伏的狙击手一样,要想尽办法把那个东西挖出来。狙击手一定是隐形的,我一定是身上装满了树枝,拿着枪在那边瞄准。所以观众永远都认不得我的样子,因为那个我不重要。

所以人家可以看你12年不厌倦,是因为你总是隐形。有一次我跟小S说,我听到对方要讲一个重要事情的时候,我简直会隐形得跟一个椅子一样,我希望他看到的是一把椅子,因为他会对我说出他从来没有对一个活人说出的话来。那个是我觉得最畅快的时候,“天呐!我从来没有想到今天会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主持人会跟歌手很不一样。歌手站在舞台的中间,他是宇宙的中心,他喊出“我爱你”的时候,全场的人要一起喊出“我也爱你”来回应他。可是主持人从来都不需要观众回应。这个身份不太可能被认得。

我认识的娱乐圈内的大主持人们几乎都非常神秘,我跟他们很熟了也不好意思问出一些问题来,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在镜头前他们很轻易就能躲开我的问题,他们知道我在干吗,会立刻躲开我的子弹,我得在私下跟他们沟通才能多问一点。

可是我参加了一个辩论节目,我被迫要说出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不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就失去了我在那个节目里存在的意义。那个节目其实比起《康熙来了》要年轻得多,可是大家却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蔡康永。这让我觉得很有趣,像是一个刺客型的人忽然被丢到一个竞技场,你得跟人家真枪实弹地打一仗才行。那个对我来讲会有一点不安,有时候我必须要讲出很多我的想法来,甚至有时候我要讲出我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所以那是一个新的经验。

写作当然是揭露自己最多的方式,可是说实话,写作的人真的不用担心揭露自己太多,因为现在的人很少阅读。所以你再怎么写,人家愿意翻开这本书,你就已经非常幸运,如果有人愿意把它买回家,那就简直是超级少的机会。

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是《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因为那是一本为读者写的书,那根本不是在表达的东西。它几乎是一本工具书,是一本为了读它的人而写的。所以它卖得很好,因为买的人知道这是为“我”做的事情,而不是你在讲你家的事。你如果要写本自传,别人就没兴趣买,他干吗要知道你家的事?

“父辈的事,不会因为你是某人的儿子就有资格写”

刘阳:但其实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仅仅就您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来看,很多人可能都会对您的自传感兴趣。您不想在写作上追溯这段家族的历史吗?

蔡康永:我一点都不想写这个。其实不太有人知道我家里父辈的事,一方面我也觉得我没什么资格写,因为那个事情最悲惨的承受者是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写的话,你总得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才能写,你有特别的角度吗?还是你得到了足够多的讯息?要不然我们有什么立场可以写?只不过因为你是某人的儿子,你就有资格写吗?我不这样认为。

另外,从我拍这个电影可以看出来,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被忘记,因为那是一场梦,梦醒了就过去了。

刘阳:为什么会是一场梦?

蔡康永:我觉得大部分事情就是一场梦,它在你的人生有过一个关键的力量。你晚上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精神比较好,那个梦就尽完了它的任务,它就褪去了。

“人生如梦”,如果我们认同这四个字的话,那些过去的事就只不过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它不需要一直被记得。

“这是历史、人生和缘份的微妙流动”

刘阳:这几年台湾很多的演艺人才也是到大陆来发展,您怎么看这种人才的流动?这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

蔡康永:我家的背景让我觉得历史的流动是有节奏的。我父亲当时如果不到台湾去,就不会有我这个小孩,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变动,我是不会存在的。后来我回到上海去做事情的时候,都有特殊的感触。

我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也回去过上海,他也回到他的故乡。可是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听他所讲述的上海,其实是一个人年轻岁月的回忆,而不是完全真实的上海。那时候是他最青春、财富状况最好、人生最能挥霍的时候,所以当然他回想中的上海是金碧辉煌的,是他自己的黄金时代。他到台湾去的时候,吃的菜也比不上上海吃的菜,遇到的女人也比不上她在上海遇到的女人漂亮,家里的境况也比不上他在上海的排场,这些都是一定的。我就出生在一个他认为黄金时代已经黯淡的岁月里。所以,再回到他心目中曾经繁华无比的上海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成分是觉得好像替爸爸把没做完的梦做完了。后来他不在了,我都很遗憾。

有一次我在上海办了一个艺术展览,当时在外滩的一座漂亮的大楼里展出,看展的人在外面排队的时候,我就想,我老爸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做艺术品,而且能在外滩展览,还卖门票、有人排队,如果他还在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一切太有趣了,上海这个千奇百怪的地方,就连他儿子都能做到这件事。

前几天我带这个电影到上海去首映,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听过我老爸在上海看电影的故事,我妈妈穿的很多服装都是照他当时看到的好莱坞电影里一样的定制款出来。所以我看到那些老电影的时候就会去辨认,我妈妈穿的哪件衣服是从哪部老电影里来的。

这些事情使我比较没有那种感觉,说我是到哪里去做事、去发展,而比较像是一个微妙的人生和缘份的流动。

你刚刚讲这件事情,我比较不觉得是交流。我觉得是台湾有一段时间累积了一些东西,然后开花结果出来,然后那些果实现在能在不同的地方被制作成更广泛的产品,可能被做成了果汁,可能被做成一道甜点……它被制造的可能性增加了很多,是我们以前想都没有想到的。

现在很多网络文学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在金庸和古龙的时代,他们就只是写小说而已,在报上连载的时候,他们只求第二天买报纸的人依然想看到这篇连载,我不认为他们当初写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小说有一天能被翻拍八百次,可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一切就发生了。

所以现在我们每次在歌唱节目里看到那首歌再被唱一次、再被改一次,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是当初做这个音乐的人,不管是李宗盛还是罗大佑,都没有想过的。而我们以前不会奢侈到觉得一首歌可以被唱成这么多种样式,一个故事可以被翻拍这么多遍。而现在幸运的是,这些可能性都出现了。

“如果你会中文,你就已经比地球上很多人领先了一大步”

刘阳:台湾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在接触到大陆文化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接受度高吗?

蔡康永:明显地要决定于大家在成长背景上是否有共鸣。所以跳脱时代背景的作品,比如说《瑯玡榜》跟《甄嬛传》,他们看起来就无障碍;可是很难想象他们看《人民的名义》或者《白鹿原》,这个接受的门槛会比较高。

最受到欢迎的节目其实是歌唱类的节目,因为那些歌曲很多是他们熟悉的,可是却以他们陌生的方式被演唱出来,他们会很赞叹。当然歌唱节目的制作精良也是前所未见的,它呈现出来的效果,灯光或者音效都很惊人。

刘阳:现在大陆文化市场对台湾人才的吸引力有多大?

蔡康永:所有做作品的人其实都是希望被更多的人听见和看见的,所以如果他们曾经有机会感受到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的快乐,就没有道理会想要排斥这种可能性。

我在一次演讲时说,我觉得人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物种,我们很难违逆整个环境和时代,可是人的境遇却不一样,如果你想要掌握它或者想要安顿下来,是需要你辨认你所在的时空的。如果你会中文的话,那在此刻你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运气。你会使用中文,可以用中文使用、表达和沟通,那你就已经比地球上很多人领先了很大很大一步,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不管你是不是做文化内容的,就算你是做科研还是做生意的,都一样。这个优势是所有会中文的人都应该要掌握的。

“电影的世界之所以精彩,是因为每个拍电影的人都要贡献他那一点小小的心力”

刘阳:您怎么评价这部《吃吃的爱》?

蔡康永:我喜欢快节奏的东西,所以你很少看到我做慢吞吞的东西。我说话很慢,但并不表示我是一个慢吞吞的人。我说话慢是觉得,一个人说话快并不能让人注意到你说的话。很多人误以为口若悬河是口才好的意思,可是那是一个误会。口若悬河通常只能让别人疲倦而已,并不是一个好的说话速度。

我自己做的东西,不管是辩论节目,还是《康熙来了》,乃至于这个电影,我都喜欢快节奏。因为我认为如果你有很重要的讯息要讲,你可以慢吞吞地讲,所以大导演们的很艺术的电影里,我认为那种极慢是有一种修炼感的,它可以把你拖到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时空中,跟你看林怀民跳现代舞的感觉是一样,那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你被抓到了一个重力都不一样的状态里。可是如果我的东西是跟生活绑在一起的,我就希望它的节奏是很快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我高兴的是《吃吃的爱》做到了快节奏,而且有笑有泪是我一直都喜欢的。我以前读西方文学的时候,必须要念希腊悲剧跟希腊喜剧。悲剧其实是清洗人心的过程,它让你痛哭并不是要让你绝望,而是要让你燃起希望,你在人世所受到的龌龊是可以被洗掉的。

我自己剪辑这个电影的时候,跟我以前求学的时候不一样。以前看我自己拍的东西300遍,我会失去判断力,我会晕眩;可是这次剪辑的过程中神奇的是,那些让我笑和让我哭的戏都还有力量在。最重要的是,有哭有笑之外,我传递了一些我想要传递的讯息。我自己以前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常常被电影感动或者启发,所以我自己也想拍一个给别人安慰或启发的故事,要不然我就变成了一个只索取而没有回馈的人。

电影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每一个拍电影的人都要贡献他那一点小小的心力,让电影这个宇宙更丰富。没有错,电影史上已经充满了很多曾经安慰人或者启发人的电影,可它依然留下了这么多空间,让你再做一个好故事,你还是能打动人心,这是最迷人的事。如果能被打动人心的行列里,将来地球上某一个角落里的人因为这部电影而得到某种启发或者微笑,我都认为那就是我贡献给电影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蛋糕,可是它丰富了缤纷多彩的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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